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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与恶》座谈会 为精障患者撕标籤

《与恶》座谈会 为精障患者撕标籤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导演林君阳16日受邀出席座谈会,与社工、病人、家属探讨精障患者在社会中面临的困难。(photo by 吴婉瑜/台湾醒报)

我们与「碍」的距离有多远?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导演林君阳受邀出席座谈会,用剧中精神障碍病患一角的故事,与在场的病患、社工、家属探讨病患在社会上面临的困难。一位中度精障患者的家属在现场哽咽表示: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没办法帮他,所以来看社会能帮他什幺?

现实与戏剧的落差

林君阳表示,戏剧影响力蔓延后,他多了许多社会责任,对于人生的是非题很简单,但解决人生两难问题却很难,社工师面对思觉失调急性患者要如何抉择?他认为,面对社会的精障患者,戏剧做的比较像是在问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,他也认为,患者无法试错,每个个案无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。

「戏剧美好的一面在真实社会中看不到。」站在面对病患的第一线工作者,伊甸活泉之家廖福源表示,现况与戏剧的差别是,戏剧中坏的一面,在现实中更乘以10倍!他提到,精神疾病患者最大的治疗副作用来自于社会的汙名化,他以小灯泡事件为例,当时有议员提议要连坐罚,让病患家属承担巨大的恶。

盼整合不同体系

廖福源提到,身为照顾者的家属的心理压力,又该由谁来照顾?戏剧里的美梦,现实情况却面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,很多家属在照顾病患的过程中根本碰不到社工,这是戏剧里不真的部分。他建议,政府应整合卫政及社政体系,并编列更多预算,让家属和当事人得到更多支持。

对此,台北市社会局局长陈雪慧回应说,台北市身障部门积极建构后端处置,协助病患离开医院后能够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,例如闲置的公宅优先释出给社区的障碍者,让他们有自立生活的基地。她提到,看完戏后很多人在问,我能捐款帮助精障者吗?我能当志工吗?她坦言,当民众与机构当邻居时,想法就不同了。

陈雪慧也表示,精障者回到社区生活很不易,家属最担心的都是老去后,谁来照顾患有精障的家人,她说,这是公部门的责任,政府希望患者可以回到社区生活,但最重要的是要获得社区的支持与包容。